□雪樱
冬日的阳光薄如煎饼，一小撮也是稀有的快乐，如孩童口袋里的糖果，不吃也能炫耀一番。
今年冬天冷得比往年晚，但一冷就进入了“速冻”模式。那天气温降至零下9摄氏度，午后阴冷，阳光躲进云层的棉被里，只露出小半边脸来，像是与地上的人玩捉迷藏游戏。我刚一出门，就打了个寒战，北风直钻脖颈，鼻翼凉沁沁的，恨不能像只软体动物缩进衣服里。
还没出小区，一个臃肿而歪斜的身影闯入我的眼帘：他推着一辆半旧的硬座轮椅，在楼前垃圾桶前驻留，座位上有纸盒子、酸奶桶，还有几个饮料瓶子。这个时候，外面进来一辆面包车，后面是辆邮政快递大三轮车，窄巴的甬道一下挤成死胡同。
老人两手推着轮椅，在原地踌躇不前，像是一尊被阳光雕刻的塑像，冷风擦着耳际生疼，他的背影投下一小片薄薄的光，令人心里不安。
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他好像嗫嚅着想说什么，他颤抖的手无力，他内心里似乎伸出另外一只黝黑的手臂，帮他逃离这个靠近垃圾桶的尴尬位置。
他身着藏蓝色棉服，脚蹬黑色大头棉鞋，头上的那顶鸭舌帽，多少有些滑稽，但干净的衣着、沉默的背影、沉默的轮椅，依然令人生出敬畏。一只橘色的流浪猫，从私家车旁边闪过，留下丝绒般顺滑的一瞥。
僵持半天，邮政车后退几步，面包车打着方向盘调头，留出一小块通道，大家心照不宣，示意老人先走。
老人推着轮椅踽踽向前，两条腿抖得厉害，左腿拖拉，看上去身子要歪倒的样子，不禁让人捏把汗。他走得很吃力，一步一步匀速挪动，鞋底摩擦地面发出声响，还不时要停下来歇歇。
他是脑血栓落下的后遗症，嘴角些许歪斜，吐字含糊不清，神经压迫的同时，也为体内埋下一枚地雷，动辄大发脾气。那枚地雷有另一个名字：急。吃饭急，如厕急，说话也急，甚至呛得咳嗽，上气不接下气。急是一种不由自主，也是对抗外界的招数。
他的背影渐渐缩成一个小黑点，拐进一个下坡路，向10号楼方向挪动。
恍惚之间，我的心里一阵猛烈翻腾，竟忘却寒冷，好像那个背影是我的父亲，被命运风暴击倒的父亲，被生活负重压垮的父亲，孤独的、疼痛的、无力的、内心盈满泪水的父亲。
不知从何时起，小区里捡废品的队伍越来越壮观，有的拎个蛇皮袋子，有的拄根长长的木棍，有的拉着买菜的手推车，或是废弃的儿童手推车，还有手里领着孩子的老妇。
这是一所高校家属宿舍，十年前校区迁往郊区，很多教职工的房子空了下来，租客如过江之鲫，搬家戏码几乎天天上演。搬走的扔垃圾，进来的添家什，一进一出，产生的废品铸成一个严丝合缝的闭环。实际上，每个人都是生活制衡链条上的重要一环，早晚有一天会被这个荒诞的世界拥入怀里。
捡废品的意义不局限于去废品回收站换点零花钱，称盐打油，补贴家用，更多的是时间颗粒的填充——把寂寥而空旷的晚年之境填满价值与意义，让黄昏的落日慢一些、再慢一些，留下粲然的余韵。
轮椅是最后的精神归宿。这位老人年过八旬，有一儿一女，女儿在外地大学当老师，外孙刚工作，没有成家，住在隔壁小区的单身公寓。他们买的二手房，刚搬来那会儿，老人拄拐，经常在门口下围棋，也去隔壁小区捡废品，一天进出好几趟，从晨曦微露到残月满天，比白领上下班还勤谨。老伴也捡废品，好像他们提前说好似的，他前脚回家，她后脚出门，干得很是带劲儿。有人赐他们一个绰号“小毛驴”，令人莞尔。
废品攒得多了，如一座小山，老伴分类打包，整齐堆放，攒上十天半月便拉到废品回收站。废品站距离小区很远，老伴拉着一辆改造后的半厢铁皮车，在路上常引人围观，甚至有人在后面喊“小毛驴快跑”，她也不生气，反而拉得更快了，恍若踩着欢快的节拍，溢出汗水结成白茧的成就感。
从今年起，老人出门时多了辆轮椅，是女儿网购、外孙安装的。推着轮椅就像推着被遮蔽的岁月，推着轮椅捡废品就像赶着一轮落日回家。他的缓慢，他的趔趄，他的不惧冷眼与围观，他站成一个小宇宙，在楼宇之间来回穿梭，已然成为大地深处的一部分。
我早已习惯了他们的模糊身影，未经辨识就相识已久的熟悉。生命与生命之间相通，离得很近、很近。
人生就是一场过于喧嚣的孤独，燃烧过，沸腾过，到头来不过是一个人的独行，与房子无关，与儿女无关，与内心尊严有关。他们在捡废品的路上，迎接生命的尊贵与老去，任由日子抻开细密的褶皱，塞满一天天的收获，毕竟他们还要活很久很久。
冬日的阳光奢侈而轻浅，落在树梢、房顶、垃圾桶的盖子上，落在冬青丛掩映下流浪猫的投喂处，白碗、盘盏都镀上一层金光，落在老人推着轮椅的那双青筋毕露的手上，如空中随手撒下的一大把金币，轻盈、跃动、耀眼，泛起太阳的暖意，叫人顿感幸福。
我紧了紧衣领，一只圆滚滚的橘猫昂头“喵喵”两声，从垃圾桶前款步走过，气定神闲，好像一切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世界寂静如初。
（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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